一樁離奇“盜竊案”的若幹疑問

來源:中國廉政網 發布時間:202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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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樁離奇“盜竊案”的若幹疑問

——陝西省秦嶺國家植物園基地辦副主任喬朝林的不幸遭遇

2023年底,一場大雪後,徹骨的寒風裡,陝西籍女子黃玲玲緊裹棉衣走在北京的一條馬路邊,茫然的目光透出她内心的凄涼。“5年多了,我丈夫的冤情一直沒有給個說法。自從我丈夫在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被羁押期間,因不明原因所緻成了一個‘植物人’後,全家的經濟收入來源已斷,生活難以為繼。”剛向公安部遞交完信訪申訴材料後的黃玲玲悲憤地說。

黃玲玲的丈夫名叫喬朝林,系陝西省秦嶺國家植物園基地辦副主任,2018年8月23日下午被傳喚到陝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第二天以“涉嫌盜竊苗木罪”被刑事拘留。2020年3月23日,黃玲玲接到西安市長安區法院通知,讓其去西安五二一醫院為做手術的喬朝林簽字。一個月之後,黃玲玲見到丈夫喬朝林時,躺在重症病房裡的喬朝林已成為生命垂危、體無知覺的“植物人”了。

“喬朝林從班上被帶走的時候一切還很正常,現在卻成了‘植物人’。他究竟有沒有盜竊事實?又到底在哪個環節被造成了傷害?迄今為止并沒有人對此事公開回應。”黃玲玲說,為了給丈夫讨回公道,5年多來,她一直奔波在各級信訪部門,四處碰壁後,“相信北京的領導會公正的處理”,是感到無助的黃玲玲内心僅存的希望。

一樁離奇的“盜竊案”

公開資料顯示,陝西省秦嶺國家植物園(以下簡稱:植物園)是由陝西省人民政府、國家林業局、中國科學院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共同發起成立的,位于秦嶺北麓的西安市周至縣境内,占地639平方公裡,是世界第一大植物園,也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植物園,在行政級别上是一個正廳級單位,目前植物園的園長是張秦嶺(陝西省林業廳黨組成員)。2015年9月,喬朝林被任命為陝西秦嶺國家植物園基地辦副主任,其工作職責是協助基地辦主任做好移民拆遷工作,并擔任翠湖西區花園溝兩側景觀項目現場協調負責人。

在單位,喬朝林是個工作勤奮且認真的基地辦副主任;在家裡,他是個好丈夫好爸爸,是支撐家庭經濟收入的“頂梁柱”;在熟人的眼裡,他是個與别人沒啥矛盾的老實人。說他涉嫌盜竊犯罪,凡認識他的人都不會相信。但,2018年5月間的一件事,卻讓他的命運由此發生極大的轉折。

5月7日,陝西省秦嶺國家植物園召開絲路植物展示區工程進度專題會議。會議由植物園基地辦主任姚育林主持。“召開會議主要是為了推進‘絲路植物展示區’建設的工作進度,當時工期很緊。”姚育林說,這個會是一個公開的會議,是由植物園的規劃處、基地辦和财務處三個部門聯席召開的,當時參會人員還有施工隊的代表。

根據當天的《會議紀要》顯示:會議明确要求“場地内樹木,除設計内需要保留的樹木外,其餘樹木應盡快移出。”“施工場地内的樹木,在設計之外的由規劃處發工作聯系單與苗圃公司溝通将場地内樹木移栽,如超出時限影響工期,施工單位和甲方代表可以就地處理”等。姚育林證實,會後他依照工作流程向植物園主管的領導趙副園長進行了彙報,趙副園長簽字予以認可。“我當面找到植物園園長張秦嶺彙報,張秦嶺說趙副園長簽字就可以了。”姚育林回憶說,他并沒有料到,這個看似很正常的工作程序,竟然會在此後帶來巨大的風波。

5月22日上午,按照會議決定,基地辦安排人員對需要清理的樹木進行挖掘處理。而基地辦副主任喬朝林因忙于其他工作并未趕赴現場。樹木挖掘清理工作持續到當日晚20時許仍在進行。這時,絲路植物展示區的保安将有人挖樹的情況報告了植物園園長張秦嶺,張秦嶺指示保安報警。詭異的是,張秦嶺并沒有讓保安打110報警,而是提供了樓觀台森林派出所所長李震的電話。之後,樓觀台森林派出所警員出警到現場。

而這次樓觀台森林派出所的出警,在當事人看來也是存在嚴重的程序問題。“‘絲路植物展示區’地處周至縣集賢鎮境内,樓觀台森林派出所并沒有管轄權,就是現場報案的話,也應該打110報警電話,由110指揮平台指派集賢鎮派出所出警處置,而不是打李震的電話讓樓觀台森林派出所出警,我認為這就是公權私用的行為,也是張秦嶺的蓄意之為。”黃玲玲說。

當晚,張秦嶺便通知喬朝林等人到園長辦公室彙報此事。然,喬朝林對張秦嶺安排人報警表示非常不滿,便質問“施工挖掘清理樹木是在落實園裡的會議決定,為什麼要報警?”姚育林回憶當時情景,“喬朝林在為自己辯解時曾憤然地将《會議紀要》摔在張秦嶺的辦公桌上,當時現場還有另外幾個人。”但喬朝林的激烈反應可能讓張秦嶺“沒了面子”,為此,第二天姚育林還曾帶着喬朝林到園長辦公室向張秦嶺道歉。

2018年6月14日,張秦嶺在園長辦公會上決定,對喬朝林等人作出處理決定:免去喬朝林基地辦副主任職務,并處罰金3000元。對其他5人亦分别作出不同的處罰。喬朝林等人被處理不久,姚育林也調離了植物園,去了另外的單位工作。

但,此事并未就此“畫上句号”。殊不知,正是喬朝林在張秦嶺辦公室裡的這一“摔”,日後卻将自己“摔”成了“植物人”。2018年8月23日,喬朝林上班時被傳喚至陝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次日,黃玲玲收到陝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對喬朝林“涉嫌盜竊苗木”的刑拘通知書。

“這是一個公開的工作,開會和執行并無任何問題。”姚育林說,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在向他了解相關情況時,他也曾對此過程進行了詳細說明,但他認為,基于這些情況,公安以“盜竊罪”辦案實在有些荒唐。

“移植處理林木原本就是執行會議決定的工作,《會議紀要》也報給了園長張秦嶺等領導,如其不同意會議決定,完全可以下達書面批示或者口頭指示,可半個月時間内沒有任何反饋,緣何卻演變成了‘涉嫌盜竊苗木’?況且又不是喬朝林一個人在執行這個工作,為何僅将他一人刑事拘留?”基于此疑問,黃玲玲對于其丈夫涉嫌“盜竊案”,直言是秦嶺植物園主要領導對喬朝林的打擊報複。“如果喬朝林是依法依規行使工作職權,究竟是什麼力量能夠驅動司法機關以涉嫌盜竊立案?”黃玲玲說。

喬朝林案的若幹疑問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每個夜晚都是平靜的,而對于喬朝林和黃玲玲夫婦來說,2018年8月23日的夜晚卻是難熬的。“喬朝林究竟出了啥事?”黃玲玲在揪心似的不安中度過了這一夜後,24日,她收到一條陝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對喬朝林予以刑事拘留的短信,短信的另一個内容是:喬朝林并未被羁押在森林公安局拘留所,而是因為昏迷被送進了西安市公安局安康醫院。“去上班還好好的,怎麼一夜間就被公安局送進了醫院?期間,公安人員有沒有對其刑訊逼供、暴力毆打?”黃玲玲對此充滿疑問。

随即,黃玲玲便委托律師出面,向陝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遞交取保候審申請——申請說明喬朝林2013年曾因腦幹出血醫治痊愈,且患有心髒病,并随申請書附上了診斷證明和病曆。可令人遺憾的是,該分局在收到此取保申請後,并沒有任何反饋。

“家屬并不了解喬朝林在公安局安康醫院的治療情況,也不知道他是否痊愈又被羁押,在此期間我們沒見到過他。”黃玲玲說。

2018年9月25日,黃玲玲收到長安區檢察院以喬朝林涉嫌“盜竊罪”被批準逮捕的通知書。“在事實不清、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不知長安區檢察院是依據哪些法律條款作出批捕決定的?”黃玲玲認為,這很難令人信服。

2019年9月27日、9月29日,喬朝林案在西安市長安區法院兩次開庭,但均未作出判決。“如果盜竊不立案,後面的事情就不會有人查。然而以盜竊立案的理由卻又非常牽強。”據知情人透露,以盜竊罪立案後,公安機關在偵查中,監委介入了。喬朝林被公訴時涉及了三個罪名,分别是盜竊罪、貪污罪、受賄罪。在黃玲玲看來,既然長安區檢察院是以盜竊罪名批捕,而提起公訴時卻又多了兩項罪名,這其中必有很深的隐情,人為幹預的成分很大。

就在喬朝林被羁押1年零7個多月後的2020年3月23日晚,黃玲玲突然接到長安區法院書記員通知,喬朝林因病在西安市五二一醫院做手術。聞訊,黃玲玲立即趕到醫院,并未能見到喬朝林。經與長安區法院相關人員多次交涉,2020年4月底的一天,黃玲玲終于獲準與喬朝林相見。而此時的喬朝林,癱瘓在床,生命垂危,已成了“植物人”。但細心的黃玲玲卻發現喬朝林頭部有明顯的傷痕,在其多次追問下,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的醫生給予的解釋是:喬朝林在監所内摔倒導緻腦幹出血所緻。

“喬朝林頭上的明顯傷痕,到底從何而來?”據黃玲玲所述,為了弄清楚丈夫緻傷的真相,她一再要求查看喬朝林發病時的監控錄像,而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官對此諱莫如深,開始說有錄像,已拷貝存檔,但以疫情期間不能查看為由予以拒絕。待疫情解除後,黃玲玲再次要求查看當時的錄像,而檢察院駐所檢察官卻說:“監控錄像隻保存一個月,一個月之後就看不到了。”黃玲玲質疑緻喬朝林成“植物人”背後定有隐情,否則,如此重要的證據為何沒有固定?

據黃玲玲描述,她曾嘗試與喬朝林溝通,詢問其是否被毆打,發現喬朝林還深陷恐懼之中。“如果喬朝林真是自己摔倒了造成的腦幹出血,看守所就會保留監控視頻的證據,而現在他們不願拿出來這個視頻證據,隻能說明這背後有不可告人的黑幕,我也隻能相信喬朝林是在監所内遭受了暴力相待,或者說他們有刑訊逼供的可能。”對此,黃玲玲直言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和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官涉嫌嚴重的失職和渎職,其責任無可旁貸。

2020年11月14日,黃玲玲收到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信息:喬朝林案依法中止審理。“法律文書載明,中止審理,是因為他身體的原因。”喬朝林的辯護律師表示:“喬朝林在監所羁押過程中,出現了意識喪失的情況。”

2022年4月,醫院停止了對喬朝林的治療。據黃玲玲透露,喬朝林住院治療期間,長安區法院和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一直不積極配合醫院治療。醫生給長安區法院出具醫囑說明,讓病人轉至康複科繼續治療,但是長安區法院和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對此一直互相推诿扯皮,不将病人轉科室治療。知情人表示,實際上西安市看守所已經花費巨額費用。但問題是,西安市看守所至今還拖欠治療費,在如何治療上與家屬意見分歧很大。

2022年6月,司法鑒定結論認為:喬朝林腦幹出血遺留四肢癱瘓構成一級傷殘。鑒定意見書指出“喬朝林因突發腦幹出血緻意識不清,經對症治療支持,現遺留無言語,四肢強直,無自主運動狀态。”

事實上,喬朝林案也是疑點多多,經不起推敲:受害人喬朝林被傳喚拘留證據是否充分?立案偵查事實是否清楚?對喬朝林批捕的法律依據是什麼?若考慮喬朝林的患病經曆,家屬在提供病曆證明後申請取保候審的合法訴求為何遭到拒絕?誰阻擋了家屬或者律師的合法會見?對喬朝林緣何久押不判?造成喬朝林成為“植物人”到底出于什麼原因?喬朝林是否經曆刑訊逼供?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為何不能依法提供視頻證據?是否存在拷貝存檔的錄像資料被人為銷毀或者藏匿?而這些疑問,無不透露着西安市的有關司法部門濫用職權和對一個普通人、一個受害人的冷漠。

從植物園基地辦副主任到躺在床上的“植物人”,斷崖式的落差讓一個家庭的“頂梁柱”轟然倒塌,這起莫須有的橫禍導緻其全家生活已處于極度貧困之中。為了給丈夫喬朝林伸冤,黃玲玲奔走于陝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長安區法院、長安區檢察院,無數次向陝西省、西安市的相關機構和信訪部門呈遞申訴材料,竭盡全力為喬朝林讨要說法,但均以無果而終。據黃玲玲透露,她向陝西省紀委的反映也渺無音訊。甚至也曾向中央第十二巡視組、政法教育整頓小組遞交反映材料,但是都沒有結果。

“5年了,總是覺得喬朝林的這個案子始終被一層‘堅冰’籠罩着。我相信,這層‘堅冰’一定會被打破。”黃玲玲說。據了解,目前,黃玲玲全家隻有兒子一人上班在支撐着6口之家的生活,其中,還要解決維系喬朝林生命的一系列費用,包括自費藥品、營養品等,這起莫須有的橫禍導緻其全家生活處于極度貧困之中。盡管生活艱難,但黃玲玲并沒有中斷為丈夫喬朝林伸冤之路,她認為公道和正義終會得到伸張。(記者劉斌北京報道)

《中國廉政報》(2024年01月19日04 版)

責任編輯:李偉